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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孕事专题】从《疯狂麦斯》读代理孕母:我生只是因为我可以

时间:2020-06-12 
 

持续连载,本週晚上固定六点与你相见!我们谈小妈妈的处境,谈女人想当妈不想生的可能,也谈女人怀胎的名词库。这週延续上週的代理孕母讨论,从正反方立场寻觅蛛丝马迹,或许当生育不再必然与婚家挂勾,在科技的辅助之下,我们能想像机器母亲/父亲的未来?

上一篇我们重返橘子红了的历史背景,回望现在争取代理孕母制度合法/不合法的长年争执,而我们慢下脚步,思索代理孕母的三个关键问题:如何看待孕母身体的「商品化」、代理孕母与使用服务者的权力关係,最后是「生育自由」与母亲角色「多元化」的未来存不存在。

或许,在三个关键问题选边站之前,我们该问自己一个更大的意识型态问题:代理孕母的出现究竟挑衅了父权,还是助长了父权?

让我们就从两端的观点一起拆解这个问题。

挑衅父权的代理孕母?生就是生,没有附带意义

想到代理孕母,我经常想到《疯狂麦斯》里的种母们。

【孕事专题】从《疯狂麦斯》读代理孕母:我生只是因为我可以

一片乾渴荒漠里,只有她们着一身轻盈白衫,她们不会成为战争男孩,不会成为移动血袋,未受辐射侵害的女体让她们有了生育「价值」,能产下更多健康婴孩,不死老乔保了她们性命。她们因为能生,所以不会死,她们知道身体即是她们比枪砲更强大的武器。(同场加映:性别观察:卫福部「黄金怀孕期」说,女人的肚皮要回应多少社会期待?)

对代理孕母而言,感觉是近似的。生育就只是生育,没有其他附加意义,或许合约签定,或许不用银货两讫,总之不再与相爱、婚家、母爱有必然连结。

当生「只是」生,不是为母天职,我听见父权赖以维生的异性恋规範运行机制被轻轻敲碎,代理孕母之所以让人焦虑,是因为它挑战了「女性生育自然本源」的父权初始设定。(推荐阅读:当母亲是选择,而不是义务:不想生小孩的女人不用对社会解释)

这样的诠释在当代依然显得遥远,最可能面对的质疑点就在「代理」二字,孕母们仍然只是「代理」其余不能生、生不出或不愿生的母亲或同志伴侣。到头来,多数渴望代理孕母服务的家庭,仍为传宗交代的责任所累,只是生育的压力改由孕母背负,轻鬆不得。(同场加映:西班牙《同志婴儿潮》:成为母亲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)

而目前国际最大的代理孕母市场在印度,当地的孕母不是因「自我培力」之故,而是因为贫穷挤迫,走上这条最快速的道路。

助长父权的代理孕母?不再三合一的母职

如果我们回望欧美的女性主义进程,会发现性和生殖议题,在六零年代末走入女性主义的论战中心。

1960 年,世界上第一款避孕药 Enovid 刚获批准上市,女人始能抛开「怀孕」顾虑,以享受为由发生性关係,1973 年罗诉韦德案(Roe v. Wade),宣告女性有权在怀孕首阶段选择是否妊娠,女性始握有更多生育控制的权利,连带推了一把后续的性解放运动,高喊女人的身体与情慾该是自己的。(推荐阅读:女性主义坏教慾: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情慾书写)

回到台湾,2016 年初,妇女团体以「代理孕母」等同将女性子宫商品化、阶级化、交易化,压迫经济困难的弱势女性身体,并且无法解决孕母怀胎十月的生产风险为由,认定代理孕母在台湾环境下,并不适合开放,同时鼓励「领养」作为组织家庭的方式。

或许女性主义者的群体焦虑,恰巧也是因为人工生殖科技解构了母职,让原先被视为「自然」的生产过程彰显了其「不自然性」,让被视为「自然」的女体彰显其工具化与碎裂化。

生养育三合一的母职说到头来,本就是「不自然的」,人工生殖科技只是让这样的不自然性昭然若揭。若是以这样的角度观看,代理孕母并非服膺父权,反而揭开了父权的荒谬性。

代理孕母代替的是谁的母职?机器母亲/父亲的未来

【孕事专题】从《疯狂麦斯》读代理孕母:我生只是因为我可以

激进女性主义者 Shulamith Firestone 早在七零年代,就提出人工子宫的解套方案,希望将女人从生殖任务中解放出来,将生产及育儿角色,平均分担到男人与女人身上,甚至机械身上,将生育的重量由单一性别转移至社会共同分摊。

在当代视角之下,或许这不失为一个可能的选项。撇除了压迫他人身体的可能假设,如果我们能开始想像一个机器母亲/父亲,会不会解决始终无法对等的身体讨论?会不会让「自然」不再成为亲缘的预先设定?

世界是另一个巨大的羊水,对于机器母亲/父亲的未来,我没有确切答案,但或许,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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